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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風運動中司法作風的改善

延安整風運動中司法作風的改善

       司法工作是邊區政權工作的重要部分,司法機關的作風代表著政權機關的作風。延安整風運動目的是要解決思想和政治路線問題,這對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態與政治風氣至關重要。反對主觀臆斷,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講證據、重調查研究,不拘形式、方便群眾,正是延安整風精神在“馬錫五審判方式”中的具體落實和體現。
        克服主觀主義,從實際出發
        1943年7月8日,時任邊區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的馬錫五,在其主審的封捧兒與張柏婚約引起的“搶親案”的二審判決中指出,華池縣司法處存在“極端看問題,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的錯誤司法行為。這正是主觀主義的突出表現。實踐中,只聽一面,不做全面調查,也是邊區司法中主觀主義的典型表現。
邊區司法中的主觀主義如同毛澤東指出的“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已經嚴重違背了從實際出發的原則的要求。邊區高等法院的《1942至1944年兩年半來工作報告》中指出:區上有些較復雜的案子,只送來犯人或附簡單的介紹信,沒有具體的材料,有的因為調查很少,問過來問過去還是那幾句話,得不到真實情況。
        要改變司法中存在的脫離實際、不重視調查研究的現實情況,必須堅持做到從實際出發。1944年1月6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報告中指出:“司法機關審判案件時,須切實照顧邊區人民的實際生活,切實調查研究案情的具體情況,分別其是非輕重。”邊區位于黃土高原的中北部,基本上是落后的農村,是一個農業社會。黃土地、土窯洞、土布衣服增添了邊區社會的鄉土氣息。從實際出發,就是要從邊區鄉土社會的歷史現實出發。
馬錫五考慮到了邊區司法供給能力不足、群眾訴訟能力低下的“法律貧困”狀況,帶頭攜卷下鄉,在“田間、地頭”一邊幫群眾干農活、一邊調查案情,創造了具有鄉土特色的“馬錫五審判方式”。
克服教條主義,不拘于形式
       邊區最需要的是能向人民普及通俗易懂法律知識的法律專家,而不是“形式主義”或者“教條主義”的法律專家。1943年5月17日,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謝覺哉在日記中指出:“邊區司法干部有舊的教條主義——國內外法律專門學校畢業的;也有新的教條主義——內戰時的司法經驗。”1943年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對具有“舊的教條主義”的“國內外法律專門學校的畢業生”界定為,“戴著舊司法的眼鏡,夸大邊區司法工作的缺點,否定它的新民主主義的實質及其初步的正規化,主張代之以他們熟悉的舊型法律,不加選擇或者不加改造的代之以所謂的‘司法專門人才’”。
司法中的舊的教條主義實質上就是不加甄別地照抄照搬西方法學理論,孤立地、機械地適用法條。而新的教條主義所指的內戰時的司法經驗,主要指不能跟隨時局發展,不能動態地分析階級力量對比關系,靜止地運用蘇區時期的經驗辦案。由于在統一戰線策略指引下邊區土地政策不斷調整,對待地主的司法政策就得調整,“打土豪、分田地”的打擊性的司法模式就得變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爭取性的司法模式。
       邊區的司法制度必須切近群眾生活,否則就會出現法律適用的不協調。1944年1月6日,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報告中要求:“訴訟手續必須力求簡單輕便,提倡馬錫五同志的審判方式,以便教育群眾,判決書必須力求通俗簡明,廢除司法八股。”馬錫五審判方式產生的動力源泉就是能夠密切結合群眾實際生活,不是機械地從條文出發,而是從群眾的實際出發,并且要統籌兼顧階級利益格局變化和社會形勢發展需要。
坐堂問案曾經是邊區的主要審判模式。邊區各級司法機關在1943年6月以前主要以判決方式審理案件。調解只在個別地方開始施行,縣區干部思想上很少接受“馬錫五審判方式”,對于調解工作“多數縣拖著不信任與不起勁的態度”。1943年6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的《陜甘寧邊區民刑事調解條例》第2條規定:“凡民事一切糾紛均應厲行調解。”1943年12月20日的《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指示信——注意調解訴訟糾紛由》進一步要求:“邊區的司法工作作風,要以能替人民解決實際問題為主,不以判決形式為重。司法人員要能多盡一分心力,社會即蒙一分福利。不可沿用舊時代一判完事的老辦法。我們要轉變舊的觀念,實行新的策略,因特重為函告,注意調解。”邊區推行調解就是為了克服判決型司法的局限,改變程序正義的片面認識,將司法正義最終建構在“解決實際問題”的實體正義層面。
        克服官僚主義,走群眾路線
        官僚主義的司法形式就是一種“官老爺”做派,或者稱其為“衙門作風”,它以“坐堂問案”為基本方法,局限于“堂上”或者“法庭上”所查明的事實。邊區司法中的“坐堂問案”也曾經有一定的習氣。窯洞里的形式化審理是很難查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邊區高等法院1942至1944年上半年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一般的審判員還是坐在窯洞里審判,只憑當事人的口供,缺少實地調查,以‘聽斷’為能事,不免口頭上是‘重證據,不重口供’,實際上還是‘重口供不重證據’。由于缺乏調查研究而錯辦之案件亦不在少數。”
1944年11月5日,習仲勛在邊區綏德分區司法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我們這里,假如有一個司法人員,仍然是‘斷官司’、‘過堂’板起面孔,擺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官僚主義的司法,形式上是舍不得脫下官服,不愿走出“衙門”或者“法庭”,不愿采用實地調查或者走訪群眾去核實案件情況,而本質上是一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表現。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方法是群眾路線教育。從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時期的調解實踐來看,美國學者黃宗智認為,群眾路線教育了外來的年輕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平等對待群眾,能夠協商并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注重說服教育,學會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群眾路線的理念和方法在司法工作中的貫徹,使得邊區司法工作具有了新創造、新氣象。習仲勛指出,貫徹司法工作的正確方向就是要“替老百姓服務”,必須做到四點:一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這一方面”;二是“不當‘官’和‘老爺’”;三是“走出‘衙門’,深入鄉村”;四是“有出息”。上述四點的核心要義就是群眾路線和調查研究。習仲勛強調:“新的創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尋。”“馬錫五審判方式”就是在老百姓中找尋的新的創造。馬錫五將邊區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審判方式總結為:就地審訊、巡回審判、公審、人民陪審、調解。邊區高等法院總結指出,“調解逐漸普及了,馬錫五審判方式廣泛推行了,審判人員觀點轉變了,辦案公平合理了,群眾呼聲變好了”。
        整風運動改善了司法作風,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技術理性和司法為民的價值追求的有機統一。馬錫五認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時期,審判制度建設成就之一,就是樹立了群眾路線的審判方法和作風。這是人民司法機關區別于舊社會的法院的一個顯著標志”。邊區實事求是、司法為民作風的養成,給新中國司法制度播下了人民司法為人民的司法文化種子。這種由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承載的進步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精神,已經在司法工作中潛移默化、源遠流長,呈現出人民司法為人民的美好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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